中兴卷入菲律宾“贿赂门”风波始末

人气 2624   2011-11-17 20:30

中兴卷入菲律宾“贿赂门”风波始末

作者:丁文蕾

摘要:今年9月,中兴集团卷入了菲律宾的“贿赂门”风波,多国媒体都进行了深入的追踪报道,本文根据这些资料对案件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贿赂门”、中兴、NBN、新闻自由、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舆论监督

今年4月菲律宾政府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意向性国家宽带网项目(下称NBN项目)协议。9月11日,这份金额3.29亿美元、堪称中菲经贸合作史上单笔金额第二高的项目合同,被菲律宾高等法院临时叫停。原因是该项目被指价格过高、操作中有行受贿嫌疑,且涉及阿罗约总统的丈夫何塞米格尔阿罗约。这一事件让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面临其任内的第三次信任危机。反对派借此对阿罗约提出弹劾,11月26日晚菲律宾众议院否决了针对总统阿罗约的弹劾案。至此,“贿赂门”风波才逐渐平息。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除菲律宾媒体外,中国媒体及英美欧媒体都进行了追踪报道,实施了跨国界舆论监督,这是全球公民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发出的声音。

一、事件概要:

(一)NBN项目

菲律宾政府宽带网项目是阿罗约总统2006年施政纲领提出的“BEATTHEODDS”重大战略目标的体现。该网络将连接总统府、议会、法院、国家经济发展署等菲律宾政府核心部门;连接全国14个区、79个省的25000多个中央政府分支机构和市政厅等地方政府机构。该网络建成后,将极大地提高菲政府内部通讯效率,减少租用公共运营商网络服务产生的高额费用,对该国行政运作具有重大意义。2006年7月菲律宾总统签署特别令对该项目加以推动。

(二)合约之争

1、竞标三方:2006年招标之时,该项目三家公司参与竞标:中兴通讯,菲律宾当地公司AHI,以及另一家在美国公司ArescomInc(以下简称AI),三家公司的报价分别为:中兴3.29亿美金,AI公司为1.35亿美金,AHI公司为2.4亿美金。竞标分技术方案、融资方案竞标两部分进行,故首轮技术竞标中,由于AI是一家美国集成方案提供商,缺少规模电讯网络经验,AI成为最早退出竞争该项目的公司。

2、双方情况:

(1)技术实力对比:从技术上看,中兴提供的方案是最为先进的Wimax技术,并且中兴通讯已经有覆盖全球的网络经验,其客户包括世界一流的运营商沃达丰、法国电信、和黄等公司;而AHI仅是一家在当地注册金额为20万美元的小公司,同时,AHI在其方案中仅强调了自己有“强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者,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支持者是谁。

该通讯部副部长指出,虽然从报价来看,中兴通讯的报价3.29亿美元高于AHI的2.4亿美元,他认为AHI提供技术方案的配置以及技术先进性远低于中兴。他举例说,中兴可以为菲律宾政府设立300个Wimax无线宽带基站等通讯设施,可以链接所有电话、手机和因特网,而另两家公司的方案都达不到这些条件,他同时认为“按照AHI和AI两家公司的报价基准,如果要达到中兴方案的设备配置,AHI应该要达到5.62亿美元,AI公司要达到10亿”。

(2)商业模式差异:

中兴通讯采用的商业模式是G-G(政府-政府合作项目)。项目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期限长达20年、利率仅3%的低息贷款。更为重要的是,G-G模式是整个项目建成后所有权归属菲律宾政府。

AHI采用的是BOO(Build-Oper-ate-Own建设-运行-所有权)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项目建成后的所有权归AHI所有,AHI希望和政府签订一个协议,规定政府必须长期租用AHI的网络和服务,绑定购买AHI的服务。此外,由于网络归AHI所有,政府不能干涉其建网方案、计划、覆盖以及资费,在偏远落后地区将得不到服务。AHI还可以将建成的宽带网提供给其他商业客户使用。

根据现有菲律宾电信政策,私有运营商不受政府具体控制,其投资计划、运行与政府规划目标、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考虑到国家信息安全、稳定和长期发展,菲律宾政府希望建设一个政府控制的对公众服务的ICT(信息与通讯技术)基础平台。与中兴通讯整体建设整体移交、一次性收取设备和建设费用的方案相比,AHI保留产权收费运营服务的方案与菲律宾政府战略目标相悖,这是菲律宾政府选择中兴通讯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AHI在竞标时没有提交明确的融资计划,如果通过商业贷款,以菲律宾目前6%-7%的贷款利率,10年还款期,其高企的融资成本将导致AHI向政府出售其网络服务时,提出较高要价。

至于两家方案相差8900万美元报价的原因,在于两种不同商业模式下的网络布局、设备供应数量、建设规模相差悬殊。G-G模式因为不必考虑网络运营后的商业利益,中兴通讯提交的宽带网方案是全面覆盖,覆盖菲律宾全国从一级到六级城市、乡镇的各级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全国17个大区,81个省,2295个中央政府机构,到村镇一级的23549个地方政府机构),并可快速扩展覆盖各个公用服务机构,如学校、医院、警署等。

AHI提交的方案是局部覆盖,只覆盖菲律宾全国一、二级城市及部分三级城镇,主要是人口密集和收入较高的地区,以保证网络建成后的用户发展计划、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因此,中兴通讯方案所需要建设的基站、终端数量要远远多过AHI方案。经审核认为,中兴通讯的报价高出AHI亦属合理。

专业人士指出,电信合同单纯从总价上论孰高孰低既不公正亦无意义,合理的比较应当是供应产品的单价。根据菲律宾交通通讯部的比较分析,中兴通讯所报价的设备单价低于AI和AHI两个公司。根据菲律宾交通通讯部的测算,如果按照中兴的方案来做,AHI造价需近6亿美金,AI公司要达到10亿美金。

3、竞标过程:

2006年初,中兴通讯就开始与菲方就NBN项目进行接洽。当年4月,中方将建议草案递交菲律宾信息传播技术委员会(下称CICT),成为该项目最早递交方案的意向合作者。

2006年9月前后,菲律宾本地公司Amsterdam HoldingInc(下称AHI)也向CICT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书。该公司负责人Joey de Venecia III为菲律宾参议长Joey deVenecia 之子。参议长Joey与阿罗约同为菲律宾目前执政党的成员。

鉴于菲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该宽带网项目是否要花费菲律宾政府资金,成为争夺焦点。

2006年9月,中兴通讯再次向CICT提交建议书,提议菲方可做中菲政府间贷款来为项目融资。当项目完成时,整个项目将转交给菲律宾交通通讯部进行运营和维护。

10月17日,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部表示,支持AHI在不使用政府资金的情况下来建设宽带网,政府将成为这个网络的主要使用者,但不是惟一的使用者。但是三天后,CICT负责人给经济发展部写信,表示支持中兴通讯使用中国政府的贷款来建造宽带网,并表示网络的惟一使用者是菲律宾政府。

由菲律宾媒体披露的一份文件透露,去年11月21日,阿罗约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这个项目是否适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节约政府当前庞大的通讯费用。她强调,要确保宽带网建设不耗费菲律宾政府的资金。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李进军随即于2006年12月2日写信给菲律宾官员称,中国政府愿意给这个项目提供优惠资助。

12月5日,AHI将其第一份方案提交给菲律宾交通通讯部,但后者将方案搁置数月而不理。交通通讯部事后给出的解释是,AHI是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其资产规模很小,远不足以完成NBN这样的大项目。与AHI相比,中兴通讯在整体实力上明显胜出。作为中国电信市场最大的设备提供商之一,中兴通讯早于1995年启动国际化战略,现已在12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自2000年起,中兴涉足菲律宾电信市场,并于两年后在菲正式注册办事机构。今年3月,中兴在菲律宾注册成立子公司,目前是菲律宾电信市场上的重要设备供货商,常驻当地人员达70余人。

但AHI否认自己的力量薄弱,称其在菲律宾的技术合作伙伴,是中兴通讯一贯的竞争对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称华为在菲律宾的archipelago已经设置了1000个宽带基站,而中兴通讯当时只在首都马尼拉有一些运营业务。对此,华为公司在接受《财经》记者询问时表示“不予回应”。

今年1月2日,AHI的方案在CICT接受首次审核。2月26日,菲律宾交通通讯部助理部长Soneja要求AHI和中兴通讯提交各自方案的最终版。此后,由一个技术工作组对两个方案进行了评估。3月6日,交通通讯部竞标委员会采纳了技术工作组的建议,并将其转发国家经济发展部。

3月26日,交通通讯部通知AHI,认为他们递交的方案“不完整”。

3月29日,曾表态支持AHI的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部批准了中兴方案。

4月21日,海南博鳌论坛期间,在菲律宾阿罗约总统的见证下,中兴通讯与菲律宾交通通信部签署了政府宽带网项目的商务合同意向,合同金额3.29亿美元。

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一天,美国驻马尼拉大使Kristie A.Kenney还写信给菲律宾官员,请求菲律宾不要仓促决定项目归属,并重新考虑美国AI公司的方案。

(三)贿赂风波

1、协议被盗:

中兴通讯NBN意向协议签订不久,菲律宾媒体就称,菲律宾方面的协议文本,当晚在海南的一家宾馆被盗。

随后,双方为此重新起草并补签了协议。但随着协议内容的流传,指责接踵而来。起初,指责主要来自竞争落败者AHI公司。随后,反对党也加入了进来,最终汇合成一场声势猛烈的舆论风暴。

2、涉嫌行贿:

2006年12月,AHI公司创始人VeneciaIII称,他在中国深圳与中兴高层会面时曾见过中兴的方案,“其中一个项目成本被列为2.62亿美金,但这个项目的实际成本只需大约1.3亿美元。”他认定项目总额“被人为地抬高了至少1.3亿美元”,并“被用作了回扣或者贿赂”。菲律宾媒体也称,中兴通讯涉嫌向政府官员行贿而获得该合同。其理由是,在三家参与竞标的企业中,中兴通讯的项目报价最高。

3、轩然大波:

贿赂传言迅速蔓延开来,在菲律宾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今年7月初,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要求阿罗约总统取消与中兴通讯签署的NBN合约,声称该交易因“黑箱作业”,已引起商界及各界的批评与质疑。由此,引发了菲律宾总统反贪污委员会的调查。

8月28日,一位政府律师向菲律宾行政监察官起诉,称中兴通讯的高管及菲律宾政府涉嫌在NBN项目中有不正当行为。

菲律宾参议员PanfiloLacson9月4日表示,NBN项目的回扣和贿赂可能高达1.98亿美元,包括一位选举委员会官员受贿5500万美元,两位政府高官受贿7500万美元。另外,中兴通讯被要求将6800万美元用于菲律宾总统的政治献金。

这位参议员所指“选举委员会官员”,被认为是菲律宾选举委员会主席BenjaminAbalos。菲政府部门内部官员透露,Abalos与中兴通讯高层交往颇多。

AHI负责人VeneciaIII更透露,Abalos曾经试图说服他放弃与中兴通讯的竞标,并愿意为此付出1000万美元的贿赂。

9月9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APEC峰会上,阿罗约总统曾向中方领导人提及中兴通讯事件,希望菲律宾贸易秘书长PeterFavila和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能够共同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4、政府辟谣:

《菲律宾星报》曾披露2007年6月,菲律宾经济发展署、交通通信部、通信与信息技术委员(CICT)会向媒体公开表态,肯定了中兴通讯承建的菲律宾政府宽带网项目的合法性、先进型、经济性,且优于竞争者,并对之前相关媒体的失实报道做了正式澄清。

2007年8月,菲律宾司法部针对政府宽带网项目出具了审核意见,再次认定了中兴通讯承建该项目的合法性。2007年8月底,菲律宾反腐败部门官员公开表态:针对中兴通讯贿赂高官的指控缺乏证据。

9月5日,菲律宾总统府作出声明,再次肯定宽带网项目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会因为这些纷争而停滞该项目。但菲律宾参议院坚持将该项目提交菲律宾高等法院审查,菲律宾高等法院受理了对该项目审查的提议,并于9月11日发布了针对该项目的临时限制令,要求在未审查完结前,有关各方不得实施该合同。

但AHI等机构最终促使菲律宾高等法院于9月11日发出了临时限制令。NBN项目合同被暂停实施。

5、三次听证会

9月18日,菲律宾参议院为此案首次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向全国公众进行了电视直播。Joey de VeneciaIII在听证会上透露,不仅是Abalos,阿罗约总统的丈夫何塞米格尔阿罗约也曾试图说服他放弃竞标。

Venecia III说,今年3月,“第一先生”和Abalos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与自己见面,并要求其远离这个项目。

这一证言令中兴通讯贿赂传言火上加油,将菲律宾民众要求严查“政府贿赂”的舆论推向高潮。但至今,对中兴通讯NBN项目是否存在贿赂事实仍众说纷纭,菲律宾政府官员内部亦对此互相指摘,争议不休。

不久,“第一先生”通过其新闻发言人对外界做了澄清,他确定曾与Joey de VeneciaIII会面,但只是提醒Joey不要参与政府的项目,因为他是议长的儿子。据当地媒体报道,根据菲律宾反渎职与腐败法,“总统、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的任何直系三代亲属直接或间接干预或参与政府的项目都是违法的。”而Joeyde Venecia III不仅干预而且参与了投标,违反了反渎职法。

9月25日,菲律宾参议院就NBN项目举行第二次全国直播听证会,前国家经济发展部负责人RomuloNeri表示,Abalos曾向他提出了2亿比索(约合440万美元)的贿赂,目的是希望他支持中兴通讯的项目。Neri事后汇报了阿罗约总统,阿罗约告诉他“不要接受这笔钱”。

菲律宾通讯部一位副部长则在听证会上指出,虽然中兴通讯报价较高,但其技术配置及先进性也远高于另两家竞争对手。“按照AHI和AI两家公司的报价基准,如果要达到中兴方案的设备配置,AHI的报价将达5.62亿美元,AI公司则将达10亿美元”。

9月26日,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第三次直播了针对菲律宾“国家宽带网(NBN)-中兴”3.29亿美元项目(以下简称NBN项目)的参议院听证会。电视画面上,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前国家经济发展局负责人Romulo.Neri,选举委员会主席Abalos分别出席当天的听证会,与该事件的“发难者”Joeyde VeneciaIII展开激辩。此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Romulo.Neri和Abalos还互相指控对方采取了不正当手段支持项目的不同竞标人。Romulo Neri称, Benjamin Abalos曾试图向他行贿,促成他批准该项目。

6、最后结果

9月22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正式下令,决定搁置菲律宾交通与通信部和中兴通讯价值3.3亿美元的宽带网络合约。

9月25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援引一份内部调查称,“对中国公司中标国家宽频网络工程项目中存在行贿行为的指控尚无根据”。而据26日当地《马尼拉消息报》透露,阿罗约临时成立了一个“中国项目监察专门小组”,以便更为公平透明地处理类似中菲项目的进展。

菲律宾当地报纸称,在阿罗约宣布上述举措之际,一些反叛军官正在利用这个愈演愈烈的“贿赂门”风波,为实行推翻政府的新阴谋征募部队。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莫赫内斯·埃斯佩龙(HermogenesEsperon)表示,6名年轻军官因涉嫌卷入上述阴谋已受到监视。政府官员们希望,阿罗约暂停这个项目的决定会促使立法者重新考虑就该电信交易举行更多听证会的计划。

9月25日、26日,《菲律宾每日问询报》等当地媒体开始以《菲律宾暂停更多中国项目》为题转述了多位菲律宾农业部等官员暂缓中国项目的决定:其中包括一项涉及124万公顷用地的农业开发项目,以及中国开发银行关于对当地克拉克空港开发提供超过16亿美金贷款项目。

10月1日菲律宾选举委员会主席Abalos宣布辞职。在宣布辞职时候他强调,他并不承认有任何过错和罪责。他辞职只是为了保护他领导的菲律宾选举委员会。

11月14日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43票反对、1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针对总统阿罗约的弹劾指控。

二、事件分析:

(一)对事件的几种看法:

1、中兴为竞标成功确向菲律宾高官行贿,回扣和贿赂可能高达1.98亿美元。其中主要涉案人员是菲律宾选举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先生”

阿罗约最后终止协议是迫于舆论压力,菲律宾政府腐败严重,而中兴进行了一次违法违轨操作。

2、贿赂之说属谣传是政治因素在作怪。原因是:反对派想借此捞得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指控中兴贿赂Joey de VeneciaIII既是中兴

竞争对手的AHI的创始人之一,又是菲律宾执掌议会大权长达15年之久的众议长、反对党人士的Jose deVenecia的儿子。一方面,在竞标失败后Joey de VeneciaIII爆出丑闻,显然有欲夺回项目之嫌。另一方面,反对党一直想弹劾总统不,但不成气候,集体攻击阿罗约也并非易事。可他们仍不断寻找机会,通过经济纠纷、商业丑闻来攻击政治对手在菲律宾政坛上是很常用的手段。”此外,今年五月以来,菲律宾开始举行国会议员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换届选举,在竞选和选民投票期间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曾导致一百二十一人死亡。而菲律宾大选在即,党争和朝野之争使得中兴不幸地被卷入所谓的“贿赂门”事件。

(二)菲律宾政治乱象和媒体监督:

1、政治乱象:腐败严重、政变频发。

(1)政治体制:

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完全移植美国。菲律宾现行宪法于1987年通过实施。宪法规定: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总统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行政权,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总统无权实施戒严法,无权解散国会,不得任意拘捕反对派;禁止军人干预政治;保障人权,取缔个人独裁统治;进行土改。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其国民享受充分的游行示威自由,两个人以上就可以向政府申请示威许可,而且示威的目标与对象可谓五花八门,既可因反对也可因支持政府的某项措施而游行。

(2)政治混乱的原因:

第一,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经济基础:贫富分化严重,缺乏中产阶层。菲律宾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长期以来实行封建庄园制经济,它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分化,使整个社会缺少民主制度实施的中流砥柱“中产阶级”,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几个利益集团手中。

第二,变异的民主政治,同时带有威权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弊端。一是,家族关系盘根错节,政治裙带关系根深蒂固,这使菲律宾腐败难除。二是,重视主从关系。一些人手中握有权力,受恩者就必然会回报对方,这种政治关系私人化的特征不利于政治制度的建设。三是,军人干政传统是政变不断。四是,民众滥用民主权利民众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诉求和游行,菲律宾参加游行的人可以得到组织者的经济支助,民主体现的游行示威成了政客争权夺利的道具,“游行示威”上升为暴力的政治暗杀。

第三,自由民主观念并未深入人心。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基督教也是由西方传来的,民众对此没有太深的见解与造诣,加之现行的庄园经济与之相冲突,使得菲律宾民众虽然信封天主却未见得对“人生而平等”“自由”“个体独立”这些西方基本启蒙思想有所了解,因此民主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立本就如空中楼阁。

2、媒体监督:

(1)媒体简介:

主要英文日报:《马尼拉公报》、《菲律宾星报》、《菲律宾询问日报》、《自由报》、《马尼拉时报》、《马尼拉纪事报》。菲文日报:《消息报》、《菲律宾快报》。华文日报:《世界日报》、《商报》、《菲华时报》、《联合日报》和《环球日报》。菲律宾通讯社:官方通讯社,成立于1973年3月1日。与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巴基斯坦、日本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建有新闻交换关系,与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均有工作联系。新闻组织有菲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菲新闻摄影家协会、菲出版者协会等。全国有257家出版机构。全国有389个广播电台,42家电视台,其中广播局和人民电视台属官方性质,其余均为私人所有。菲律宾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他加禄语和华语。

(2)新闻自由:

菲律宾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事实上,在亚洲国家中该国的新闻自由度较大。今年5月,总统府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亚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新闻自由略有退步,但是菲律宾仍然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国家。他说,菲律宾的媒体永不可能成为阿罗约政府的喉舌。菲律宾每个人都享受完全自由地在任何媒体发表意见、享受自由的权利。

由于政治混乱,暗杀时有发生,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记者的权利不受侵害,如2005年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十六日会见国内媒体领导人,宣布设立一个新闻自由基金,打击枪杀记者的犯罪行为。总统办公室捐赠三百万比索,议长黎敏尼舍办公室捐赠两百万比索给这个基金会,。这些基金将用来奖励那些帮助解决暗杀案的线民和用作证人的保护方案。

但是,不停发生的新闻从业员被杀害和法律滋扰行动使菲律宾在“无疆界记者组织” 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的位置不断下滑。

(2)舆论监督:

总统家人涉嫌洗“黑钱”:2005年6月 菲律宾参议院五月底开始举行听证会,对“花档”数字赌博展开调查。反对派议员表示,他们将指证现任总统阿罗约家人收受赌博团伙贿赂。《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报道说,两名男子已经放话说曾把赌博资金交给阿罗约丈夫和长子的代表,他们代替阿罗约丈夫和儿子收取赌博资金。最后总统因此事遭到弹劾,虽未果但使阿罗约威信大降。

2005年,6月6日揭露菲律宾“水门事件”:菲律宾阿尔托广播系统——纪事广播网广播公司通过电台播放了一段引起争议的谈话录音。录音中的两人据称分别是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阿罗约和选举官员维多利亚诺·加西拉诺,录音时间是投票后的计票过程中。在录音中,阿罗约询问这名官员自己的领先票数会不会跌到100万张以下。后者回答说,虽然她目前的领先票数已经跌到90万张左右,但有些地方的票数还未统计出来。“我们会尽力而为,”这名所谓的选举官员向她保证。案件的疑点很多,阿罗约在最开始也进行过辩驳,但因此事又遭到弹劾,为稳定政局她是向民众公开道歉。

(三)全球公民社会与跨国舆论监督

1、含义:全球公民社会是指“公民们为了个人或集体的目的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会领域,它包括国际

市民社会组织和市民社会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1]

2、作用: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国际社会乃至各个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际市民社会组织往往能够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发现世界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政策分析和行动倡导,推动问题的解决。同时,在面临全球公共问题时,市民社会组织还能发挥统筹协商的作用,整合资源,提高解决问题的效能。目前,许多备受瞩目的国际问题,如环境问题、腐败、人权等等,往往都是由国际市民社会组织发起,在国际范围内形成较大的影响力,然后与各国国内的相关组织结成联盟,形成一个庞大而有效的网络,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3、媒介的作用:全球市民社会是在与权力博弈的基础下完成自身构建的,而它们之间博弈的场所则是全球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和公共意见的形成涉及一种公共性原则,这种公共性意味着公众以民主的方式控制国家的活动。哈贝马斯尤其看重大众传媒的公共领域的物质载体的功能,他在1964年给公共领域下的更加规范的定义中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2]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全球公共领域可以界定为“公民个人或集体活动于其中的国际公共空间,公民们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创办报刊或出版书籍、建立网站等多种形式,就它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或国际政策等展开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对话、讨论和交流,形成全球性观念意识、文化价值和国际舆论等”[3]。

因此,在全球公共领域中,媒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通过国际性的媒体,全球公共领域得以形成,并作为全球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中间地带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际传媒组织是是公共领域的物质载体,是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交流与反馈的重要平台。

4、中兴事件中的媒体监督: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的媒体除了菲律宾的各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外,还有中国的媒体,如〈〈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新华网、中新网、阿斯达克财经网新闻等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追踪报道,此外还有港台及英美媒体如〈〈香港商报〉〉、〈〈信报〉〉、英国〈〈金融周刊〉〉、法国〈〈欧洲时报〉〉等,都充分发挥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菲律宾的“贿赂门”事件是跨国舆论监督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跨国和跨媒介舆论监督范围将更广,力度将更大,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显著。

注释:

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42页)

参考文献:

1、《中兴菲律宾”行贿”事件真相》(《财经》杂志)

来源:

2、《中兴通讯菲律宾事件真相》(经济观察报)

出处:

3、《中国公司在菲律宾卷入贿赂风波始末》(南方网 2007-09-27 01:10:48)

4、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李惠斌、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124页

[2] Jurgen Habermas,“The Public Sphere,” in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II, Cheltenham,U)K,1997. 转引自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3]李惠斌、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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